采访：老月亮、熊韧凯
作者：熊韧凯
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杨海崧会回趟南京，歇上一个星期。他住父母家，在富贵山附近。出了门，穿过古城墙，再走十分钟就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合葬墓。
廖仲恺墓由民国时期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，上世纪三十年代建成，雄浑壮观。但比起同在紫金山南麓、同出自吕彦直之手的中山陵，廖仲恺墓的气势、声名、地理位置都处于下风，加之不在主干道上，罕有游客问津。杨海崧需要的正是这份静穆。他拾级而上，看墓道斜坡两侧的松树，有着火的形状，仿佛在燃烧，像极了自己心中激烈的、无可排解的焦虑。
杨海崧在这坐上一两个小时，想想事情，听听风吹和鸟叫，然后回家吃饭。后来，他为这时而有之的故乡之行写了首诗：
你跳上火车／坐了一千多公里／只为在墓地的边上坐上一小会儿／听听风／也听听树叶的颤动／也顺便听听／鸟叫的声音／这一千多公里并不浪费／你跳上火车时／还带着一个新的背包／以及一本旧的传记……
在北京，杨海崧参与了多个音乐项目，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P.K.14主唱、兵马司唱片CEO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份制作人的“工作”，既和摇滚乐队合作，也给花粥、刘惜君等不同风格的艺人做唱片。旁人眼中，杨海崧做事稳重、为人亲切，“有着商人的睿智、知识分子的理性，还有摇滚音乐人的霸气”，很难想象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那些敏感诗性的歌词。
年，艺术家孙秋晨在北京做“金蝉脱壳”舞台装置展览，设想中包括大量的蝉落和录制在扩音器里的生活噪音，两者结合，让观众产生蝉鸣的错觉，进而探讨“虚实”的主题。最后，孙秋晨决定请一支摇滚乐队来制造展览需要的声音。“蝉待在地下的时间特别长，到地上没多长时间就死了。”他觉得摇滚乐和这种昆虫很相似：长年地下潜伏，阳光下又天敌众多，但依然高声鸣叫。
受邀的是P.K.14。最早接到这个题，杨海崧下意识地把“金蝉脱壳”四个字拆解开来，每个字延展出一个意象，每个意象延展出一首歌。这次演出带有实验和即兴成分，自由发挥成分很大，但乐队反倒乐于做一次“命题作文”，提前设定好大致框架和主题。“大家都说艺术是自由的，想象力是无界限的，但实际上我一直认为，想象力有界限才更自由。”杨海崧说。
《金》是独裁者的故事。《禅》，一个修行者从闭关十三年的山洞中离开，毅然踏上旅程，尽管他知道“世界还会是那个世界”。《壳牌》营造的则是贫瘠又躁动的沙漠油田意境。杨海崧说，这三首歌分别有关*治、宗教和经济。
关于“脱”，杨海崧想到的是“托洛茨基”，然后一个念头闪过脑海，“廖仲恺不就是孙中山身边的托洛茨基吗？”他们都为革命建设了*队，都是*内左派的领袖，也都在革命领路人去世后，死于*内另一派的刺杀——廖仲恺在国民*中央*部外，收到了一颗迷雾重重的子弹；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宅院中，被斯大林派遣的克格勃用冰斧砸开了脑袋。他们的命运也很像蝉，“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。”
更重要的是，杨海崧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。他决定把之前那首为南京之行写的诗当作《托洛茨基》的歌词。
现场，乐队在整整一幕布的蝉落背后演奏，与观众隔开。杨海崧穿着黑衣黑裤，坐着，黑框眼镜后的目光死死盯着事先打印好的歌词。因为是半即兴演出，他要时刻留意所有乐手发出的声音，再决定什么时候唱，唱哪几句，比如《金》大段的歌词在演出中就被杨海崧精简为了一句“那是我听过的最美丽的谎言”。整体上，这场演出“像一个智力的过程，不是一个体力的过程。”
但在最后一首歌《托洛茨基》中，杨海崧放弃了更为实验性的方式，转而采用标志性的神经质唱腔。随着不同乐器的声浪层层叠加进来，杨海崧也开始高声重复着那首诗的最后几句：
从现在开始／颜色将会越来越绿／道路将会变得崎岖／而季节将会越来越潮湿
杨海崧在“金蝉脱壳”演出现场
杨海崧今年46岁了，并不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。二十年前，他和P.K.14从南京来到北京，那是他人生的一道分割线。在那之前，他所承受的“完全不是一个公民在社会上的身份”，更像是青少年面对父母、老师、同龄人的压力，用内心去对抗一个成年人的世界。
这种情绪是大多数人接触摇滚乐的起点，但也往往成为他们对摇滚乐认知的终点。当时的杨海崧从大学机械系退学，在南京工人文化宫买唱片时认识了吴宇清、丛峰、童玮亮、七八点乐队的海洋等一票兴趣相投的朋友，又跟着他们到*人俱乐部，互相讨论大家其实都一知半解的文学和音乐。他写诗，写BobDylan、PhilOchs式的民谣，也玩过粗砺直接的朋克。
但到了北京，年龄的增长、远离家乡的生活经验加上北京的城市特质，使得一切都不一样了。P.K.14和大部分外地乐队一样，住在东北旺和树村一带。在南京，摇滚青年大多出自普通市民家庭，也不乏名校学生、教授家的孩子。他们代表的是旧秩序的革新者和反叛者，虽然旧秩序本身给了他们一种庇护。
而在北京，外地乐队完全生活在秩序之外，甚至缺失了一种合法化的身份。每年十一临近，大家在一起吃饭时聊的都是“马上会有警察来查暂住证了，我们是不是要躲一躲。”与本地房东发生争执时，杨海崧清楚认识到这是由于地域带来的社会资源不对等；而本地出租车司机在言谈中透露出优越感时，他也会思考“这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个权力化国家的象征。”
杨海崧意识到，自己“已经是作为一个成人，要对抗的是更高阶段的权力的世界。”
杨海崧逻辑清楚、思维缜密，能够把外在感受揉入思考，再转化为切实的创作。“通过文字，通过音乐，通过艺术，其实你是在分析一个事情，因为文字本身是理性的。如果说我感性上反对一个事情，写的时候你就得把它的理由、论据梳理出来。”“我要去说服别人，就得先说服自己：有什么问题？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？”
年，《谁谁谁和谁谁谁》发行，这是乐队第一张完全在北京创作的唱片，也成为大陆后朋克的经典之作。乐迷喜欢讨论其中被查封的《红色的列车》，但杨海崧本人却认为“太直接而失去了力量。”事实上，专辑中大部分曲目还是晦涩抽象，不经阐释完全难解其意，这是杨海崧喜欢的“有隐喻、有空间感、有色彩、意象化的”表达方式，比如《说话的伤口》：
这些说话的伤口／它们穿过巨大的轰鸣／毫不理会我的沉默／在轰炸开始的时候／跑到外面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很久／在所有的街道的尽头／都有哭泣的影子以及大声的喊叫
一组巴以冲突中遇难者的照片启发杨海崧写下了这段歌词，他认为这些照片表明“在主流价值的体系中，胜利和荣耀是更加被
